“其次，齐慕容教授对死海卷宗的复原包括对残缺的内容进行补足。原告呈现的该判例清楚载明，复原出来的文本内容，包括了不在原始希伯来语手稿中的内容。齐慕容对手稿的残缺部分，根据自己的猜想，进行了填补。”

“也就是说，以色列该案的原告工作，实际上具有一个‘从无到有’的生成过程。尽管齐慕容的工作仍然是复原死海卷宗的内容，但其所谓‘复原’，已经包括了某种程度的创造。”

“正是这种‘从无到有’的创造，才使得死海卷宗的复原工程能够被认定为具有独创性。而纵观本案，《东土巡游遣唐记》的点校过程，并没有包含这种对缺失内容的填补。尽管原告下川有根据其他底本的内容，对点校底本遗失的内容进行了补足。但是该补足，不是其个人化的创造结果，而是仍然来自于已经在先存在的古代底本。”

“因此，本案的汉文原典点校，不可与复原死海卷宗相提并论。原告代理人提交的以色列最高法院的该判决，不具有可参考性！”

北原听着宇都宫的言语，朝前迈进一步，大声反驳道，“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准确识别出作者的贡献。从遣唐记的排版、校勘、断句来看，我当事人的点校成果显然清晰，并足以辨别。被告代理人对于死海卷宗案的评论并不恰当！”

宇都宫看着面前的这个年轻人。

他实在是没想到在法庭辩论阶段，这个北原还能迸发出如此强悍的战斗力。

但正如同你有死海卷宗案，作为压箱底的武器一般。

宇都宫亦有藏作最后一手的外国判例！

这位法学教授再度看向审判席，“被告代理人在此呈出第三个西洋判例——音乐曲谱案！其系发生于英吉利和法兰西两国。当事人为索金斯博士。其收集了路易十四时期的一位作曲家手稿，并对该作家的音乐曲谱进行复原，包括将原始乐谱改为现代乐谱，并结合不同版本的手稿进行校正。后该曲谱被音乐制片公司所利用，索金斯遂起诉该音乐制片公司，侵犯其著作权。”

“请合议庭尤为注意法兰西法院的观点。尽管该案法院判决索金斯对复原的音乐曲谱享有著作权。但关键因素是在于其为了复原时代风格，添加了许多现代演奏者应当如何演奏该音乐手稿的注解。法兰西法院尤其强调，如果复原的编曲结果与作曲家的作品严格一致，那么将仅仅构成原作的简单转换，而无法体现个性化的特征，不能受到版权保护。”

“音乐曲谱案的判决旨趣恰与本案相同。索金斯将路易十四时期的乐谱，以现代乐谱的方式表现出来。该项过程实际上与古籍点校中，采用现代标点进行断句，十分类似。然而，法兰西法院已明确该项工程并不具备独创性。”

“被告代理人必须再次强调，遣唐记在经过点校之后，其原典文字并没有产生变化。也就是说点校者在这其中，并没有注入新的任何有形的文字。原告提交的死海卷宗案，齐慕容教授对残缺的内容，进行了个人的补足。而音乐曲谱案中，复原的手稿最终能够获得法院保护，也只是因为索金斯博士在其中添加了现代演奏的方法。”

“因此，无论是原告提交的案例，还是被告提交的案例，都能够充分地说明，即使是对古代作品进行复原、校正的工作，也必须具有一种‘从无到有’的创造性活动，才能够使得这些成品具有可版权性。”

“综上所述，从西洋判例来看，本案中的下川点校成品，显然未能落入著作权法的保护范围之内，不具有可版权性！”

这位法学名教授，射出了他手中外国法判例的最后一颗，也是最为有力的子弹。

刹那之间，方才似乎还对原告有利的局势，又被宇都宫给翻转过来。只是覆手之间，力量对比就产生了变化。

这位东洋的法学大权威，再度展现了其实力凶悍的一面。

法庭之上，西洋判例的提交呈现出了三对二的局面。被告这边提交了电话号码簿案、裁判文书整理案、音乐曲谱案。原告则提交了商业广告案、死海卷宗案。若以案例数量观之，则宇都宫要胜出一筹。尽管死海卷宗案同古籍点校类似，但是宇都宫亦呈交了相近的音乐曲谱案。

法庭的局面再次对原告方危险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