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意思是，若君主开口便谈“利”，大夫、士人、百姓便会纷纷效仿，人人皆以逐利为目标，最终必然导致“上下交争利”，国家陷入混乱——诸侯为争夺土地而战，大夫为争夺权力而弑君，百姓为争夺财富而争斗。相反，若君主以“仁义”为本，关爱百姓，百姓自然会感念君主的恩德，拥戴君主；大夫以“仁义”为准则，自然会忠诚于君主，辅佐国家。“仁义”看似无形，却能凝聚人心，这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当年，我第一次读到这段话时，真的被深深震撼到了，两千多年前的人把如何治理国家看的多么透彻，一个国家，只有以民为本，尽量让自己的民众不必为自身的生存劳碌，才能激发他们心中的仁义，一个国家的统治者过分强调利益，就会上行下效，人人以逐利为根本目的，社会风气如何，可想而知了！

梁惠王听后，沉默良久。他并非不认同孟子的道理，只是魏国此时面临的是生存危机，西边被秦国侵占河西之地，东边被齐国击败，南边受楚国威胁，若不尽快“获利”强兵，随时可能被邻国吞并。孟子的“仁义”之道，如同文火煲汤，需长期滋养方能见效，而他需要的是“猛药治病”，快速提升国力。因此，尽管梁惠王对孟子以礼相待，却始终未采纳其“仁政”主张。

此后，孟子在梁国停留期间，多次与梁惠王论政。一次，梁惠王带着孟子来到梁国的皇家园林“梁囿”，感慨道：“贤者亦乐此乎？”孟子趁机劝谏：“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他以商纣王的“鹿台”与周文王的“灵囿”对比，指出君主的快乐应建立在百姓的快乐之上，若百姓安居乐业，君主游览园林，百姓会一同欢乐；若百姓困苦不堪，君主独自享乐，便是“独乐”，终会失去民心。

不久后，梁惠王去世，其子梁襄王即位。孟子拜见梁襄王后，对弟子感叹：“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孟子·梁惠王上》）他认为梁襄王缺乏君主的气度与远见，更不可能推行“仁政”。于是，孟子离开梁国，前往齐国。

当时的齐国，在齐宣王统治下，国力强盛，都城临淄是战国时期的文化中心，稷下学宫汇集了天下贤才，荀子、邹衍等名士皆曾在此讲学。齐宣王虽不如齐威王雄才大略，却也有“喜文学游说之士”的雅量，听闻孟子到来，便派人将他迎入临淄，尊为“客卿”，给予优厚待遇。

一日，齐宣王召见孟子，问了一个与梁惠王相似却更具体的问题：“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齐桓公、晋文公是春秋时期的“霸主”，通过“尊王攘夷”、武力征伐确立霸权，是战国诸侯效仿的榜样。

孟子答道：“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他明确表示，孔子的弟子从不谈论齐桓公、晋文公的“霸道”事迹，若非要谈，不如谈谈“王道”，以“仁政”统一天下的道理。

齐宣王好奇地问：“德何如，则可以王矣？”孟子答道：“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保民”，即关爱百姓，让百姓安居乐业，这便是“王道”的核心。齐宣王又问：“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孟子毫不犹豫地回答：“可。”

齐宣王不解，问：“何由知吾可也？”孟子便讲述了一件齐宣王的往事：“臣闻之胡龁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

这件事是齐宣王的亲身经历：一次，有人牵着一头牛经过朝堂，准备用牛的血祭祀新铸成的钟（衅钟）。齐宣王见牛吓得浑身发抖，心生怜悯，说：“放了它吧，我不忍心看它毫无罪过却要死去。”下人问是否要废除衅钟之礼，齐宣王说：“怎么能废除呢？用羊代替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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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指出齐宣王对牛的怜悯，便是“恻隐之心”，而“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君主既然有“仁心”，若能将这份“仁心”推及百姓，便是“仁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孟子·梁惠王上》）他进一步为齐宣王描绘了“仁政”的具体图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这番论述，将抽象的“仁政”理念转化为具体的民生措施，让百姓有土地耕种、有衣物御寒、有食物果腹，再通过教育教化百姓，使老有所养、幼有所教。齐宣王听后，不禁感叹：“善哉言乎！”他被孟子描绘的理想图景打动，却没有推行“仁政”，对他而言，“霸道”带来的领土扩张、霸权地位，远比“王道”的长远效益更具吸引力。

齐宣王虽未采纳孟子的“仁政”主张，却对他的学识与辩才十分欣赏，曾多次与孟子探讨治国之道，甚至询问孟子“卿”的职责与地位。一次，齐宣王问：“卿不同乎？”孟子答道：“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他解释说，贵戚之卿是君主的宗族亲戚，若君主有大过，便要反复劝谏，若君主不听，甚至可以“易位”；而异姓之卿，若君主有过劝谏不听，便可以离开。

齐宣王听到“易位”二字，脸上“勃然变乎色”。孟子却毫不畏惧，进一步阐明：“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他认为，君臣关系是相互的，君主若不尊重臣子、不采纳正确的建议，臣子便有权利选择离开。

在齐国期间，孟子还曾与稷下学宫的学者展开论辩。当时，淳于髡以“男女授受不亲”的礼仪质问孟子：“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答：“礼也。”淳于髡又问：“嫂溺，则援之以手乎？”孟子坦然答道：“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孟子·离娄上》）他认为，礼仪是为人处世的准则，但在特殊情况下，应懂得变通，以挽救生命为首要原则。这番“权变”之论，展现了孟子思想的灵活性，也让他在稷下学宫中赢得了尊重。

孟子在齐国停留数年，始终未能说服齐宣王推行“仁政”，这时一件事的发生，让他彻底下定决心离开。公元前314年，燕国发生内乱，燕王哙将王位禅让给相国子之，引发太子平与子之的混战，百姓流离失所。齐宣王趁机派兵攻打燕国，很快攻占燕国都城。

孟子得知后，立即劝谏齐宣王：“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孟子·梁惠王下》）他认为，齐国攻打燕国，应以“救民于水火”为目的，安抚燕民，恢复秩序，而非掠夺土地与财富。若齐宣王能推行“仁政”，善待燕民，燕民便会拥戴齐国，甚至主动归附；若贪图私利，必然引发燕民反抗。

然而，齐宣王不仅没有采纳孟子的建议，反而在燕国大肆掠夺，杀戮百姓。结果正如孟子所料，燕民纷纷起来反抗，其他诸侯国也趁机出兵干涉，齐国被迫从燕国撤军，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