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说，永历政权在众多民众的心目当中确实成功地竖起了一面鲜明的抗清大旗。

但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拥有这样崇高的声望，永历政权却未能真正掌握联合阵线的领导大权。倘若永历君臣能够如愿以偿地获取到联合阵线里实实在在而并非徒有虚名的领导地位，那么他们不仅将掌控住湘、桂、粤等部分地区，还能牢牢把握云、贵两省的控制权。与此同时，对于这些区域内日后的财产以及权力如何重新分配，也将由他们说了算。

可反过来讲，如果大西军余部在这场联合行动中失去了自身应有的独立性，无法获得实际的主导权力，那无异于拱手让出了他们在云贵一带历经千辛万苦才赢得的胜利果实。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等待着大西军余部的恐怕只有覆灭一途。所以，对于大西军余部而言，如何在这次联合抗清的浪潮中保持清醒的头脑，扞卫自己的权益，将直接决定其最终的结局。

自孙可望派遣代表前往永历小朝廷商议“联合恢剿”事宜起，直至 1651 年 4 月期间，永历小朝廷在形势所迫之下，不得不认可孙可望的秦王封号。在此段漫长的时光里，孙可望始终坚定不移地将“王绳父爵，国继先秦”以及大西军领导集团务必掌控全军权力这两项要求，视作谈判能够继续推进的前提条件。

乍看之下，于整个谈判进程之中，孙可望似乎的确是以能否获取永历小朝廷赐予的“秦王”封号来决定自身态度及行动方向的。然而，我们绝不可忽视这样一个事实：他执意要求获得秦封，并不仅仅出于满足个人私欲，而是有着更深层次且合理的考量。其一，此举旨在让南明政权正式承认张献忠领导起义的合法性与正义性；其二，则是希望通过确保大西军在联合阵线内占据主导地位，从而更好地组织力量抵御清兵入侵，收复失去的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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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如此情形，永历君臣曾绞尽脑汁，先后谋划册封孙可望为“景国公”“平辽王”以及“冀王”等等。可惜的是，这些名号皆未能入得了孙可望之眼，他坚决推辞不肯接受。这种行为一方面展现出他为达成个人目标时那股近乎执拗的顽强劲儿，但另一方面，也充分彰显了他在面对南明君臣时毫不退缩、分毫必争的不屈斗争精神。

话说那孙可望在云南称王之后，行事作风可谓独树一帜。其所铸之印，依旧沿袭张献忠之时的样式，全然不顾及永历小朝廷的印信，直接将其废弃。待到正式受册封成为“秦王”之际，更是大展宏图，设立起六部以及翰林院等机构，并着手筹备编修国史之事，摆出一副要自立一国的架势。

且说这大西军，向来自成一套体系，即便如今孙可望获封王位，也绝无可能舍弃大西军一贯秉持的独立自主原则。非但如此，孙可望凭借自身强大的实力与地位，竟将永历小朝廷强行迁至贵州安龙一带，并实施严密监控。但凡有大小战事，或是诛杀、斩立决之类的事宜，乃至封赏上奏，皆是先斩后奏，丝毫不给永历小朝廷留半点余地。

更令人咋舌的是，孙可望与其麾下的大西军将士们，竟公然称呼永历帝为“皇帝一口”，此等称谓之中，饱含着对那至高无上、尊贵无比的封建帝王的深深蔑视与挑衅意味。他们不单在言语上这般不敬，更是从政治、军事以及经济等多个层面，向永历帝施加压力，逼迫其让出皇位，同时还积极筹谋建立一个不再由朱家子孙担任皇帝的所谓“后明”王朝。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孙可望极力维护大西军独立性的这一举动，竟如同导火索一般，引发了大西军内部激烈的分裂。事实上，这种分裂的隐患早就在张献忠逝世之后便已悄然埋下，尤其是在那至关重要的遵义会议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