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尔道：“简单地说，中国经济受制于不可靠的外国投资及技术。而印度在企业家精神、金融体系、民主政治等更可靠因素的推动下，终将超过中国。”

方自归反驳道：“那为什么七十年代，印度的人均GDP比中国高，而现在，中国的人均GDP是印度的几倍？如果中国企业真像塞谬先生说得那样没有竞争力，为什么中国的外汇储备，能够从十年前的一百亿美元增长到现在的三千亿美元？”

雷尔夫道：“那是因为巨大的出口补贴。中国出口商每向美国出口一美元商品，实际上只收六十美分。而美国公司向中国出口一美元商品，中国要收30%的关税。美国工人可以和中国工人竞争，但他们竞争不过被操纵的汇率。”

方自归冷笑道：“笑话。操纵汇率？为什么八九十年代不说中国操纵汇率？从八十年代末到现在，汇率一直在10：1和8：1之间波动，并没有大起大落。美国工人的小时工资是中国工人的五十倍，美国工人怎么与中国工人竞争？美国连普通操作工都开车上班，怎么跟中国工人竞争？”

雷尔夫道：“其实公平竞争的话，中国公司对西方公司不构成威胁。”

方自归问：“为什么？”

雷尔夫道：“最重要的一条原因，中国公司缺乏创新。中国人还走在低端仿制和假冒的道路上，中国对知识产权没有足够的保护，中国的教育几乎全是记忆与背诵，这些都导致整个社会缺少创新的动力。”

方自归道：“中国的教育确实需要改革，但中国的教育可并不都是背诵。那些屡屡在国际数学和物理竞赛中获奖的中国学生，难道靠的是记忆和背诵吗？况且，创新用的是这个，”方自归用右手指指自己的脑袋，“我去过美国才知道，中国人的这个东西并不差。”

胡尔达小姐插了一句，“事实是，中国现在远远落后于西方。”

方自归针锋相对，“事实是，二十五年来中国年均经济增长10%，名列世界第一！”

塞谬道：“可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从一个低得可怜的基础上开始的。看似快速的增长，不足为奇。比如拿中国和捷克比较，虽然九十年代捷克的年均增长率只有4.1%，但捷克的人均GDP从三千六百美元增长到五千美元。中国同期10%的增长率，对应的是从九十年代初的三百美元，增长到九十年代末的八百美元。如果我们比较增长的绝对值而不是增长率，捷克是中国的三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