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
所有人汇报完,所有人都答不上来最后一个问题。
主任靠在椅背上,看着一屋子的人,慢慢说:“咱们每天开会,每天决策,每天执行。但咱们有没有想过,所有这些事情,最根本的那个为什么,到底是什么?”
没人回答。
不是不想回答,是回答不出来。
会议开到中午十二点,散了。
不是因为讨论完了,是因为没人知道接下来该讨论什么。
下午的会,取消了。
明天的会,也取消了。
因为没有人能证明,“开会”这件事,是有意义的。
一月十三日,荆州沙市区,李桂芳家。
李桂芳六十七岁,退休工人,独居。
她有个习惯,每天晚饭后用那只青花瓷碗喝一碗米酒,几十年没变过。
碗是她婆婆传下来的,底上有个缺口,她用指甲盖盖住,刚刚好。
那天晚上,她照例倒了一碗米酒,端起来,抿了一口。
不对。
不是酒不对,是碗不对。那个缺口还在,
但—那是她的缺口吗?她的缺口在碗沿左边,指甲盖一盖就盖住。这个缺口也在左边,但盖不住,大了一点点。
她翻过碗底,看落款。
“大清光绪年制”。
她的碗、是“大明成化年制”。
这不是她的碗。
她端着碗、站在厨房里,浑身发冷。这碗是从哪儿来的?
她的碗呢?谁换的?什么时候换的?
她翻遍了橱柜,找不到自己的碗,柜子里有七只碗,每一只都和她的那只差不多,青花,有缺口,但—每一只的缺口都不一样。每一只都不是她的。
小主,
她坐在桌前,盯着那七只碗,忽然想起一件事:这七只碗,是什么时候买的?
她想了很久,想不起来。
她又想起另一件事:她是什么时候搬进这套房子的?
也想不起来了。
她站起来,走到门口,看门牌号。沙市区北京路123号4栋3单元201。
她认识这几个字,但这是她的家吗?
她站在门口,看着那条她走了二十年的走廊,忽然觉得,一切都是陌生的。墙上的涂料,地上的瓷砖,对面的防盗门,窗外的树都很像,但不是。
像有人把她的生活,整个换了一套,然后用一模一样的布景盖住,只在碗上,留了一个破绽。
她拿起电话,想打给儿子。拨了一半,她停住了。
她儿子的电话号码,是多少来着?
她把电话放下,坐在沙发上,看着那七只碗。窗外的路灯亮了,照着空荡荡的客厅,照着茶几上的灰,照着她自己。
她忽然觉得,自己也不像自己了。
一月十五日,荆州某医院,精神科。
诊室里坐着一个中年男人,姓陈,四十出头,某局科长。他的症状很奇怪:他觉得他老婆不是他老婆。
“不是说你老婆被人换了,”医生耐心地问,
“是觉得她变了?”
“不是变,”陈科长摇头,“是换了一个人。长得一样,声音一样,连习惯都一样——但她不是她。”
“有什么区别?
陈科长想了很久:“她炒菜放盐,以前是两勺,现在也是两勺——但她放盐的那个动作,不对。
“什么不对?”
“以前她是用食指和中指夹着盐勺,现在是用拇指和食指捏着。”
他顿了顿,“还有,她笑的时候,以前是嘴角先动,现在是眼睛先动。
还有,她走路,以前是先迈左脚,现在先迈右脚,还有……
他叽里咕噜的说了很多,医生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和她谈过吗?”
“谈过。她说我神经病。”
“你最近工作压力大吗?”
“不大。”
“睡眠怎么样?”
“不好。”
“怎么不好?”
陈科长低下头:“我总觉得……我睡觉的时候,有人在我身边站着。”
“谁?”医生低声问道。
“不知道。就是觉得有人站着,站一整夜。每天早上醒来,我都觉得床的位置动过—往左偏了一寸。”
医生又沉默了。
陈科长抬起头,眼睛红红的:“医生,我不是神经病。我真的觉得…不只是我老婆。我住的房子,我开的车,我坐的办公桌,我写的文件……都像,但都不是。我的生活,被人整个换了一套,一模一样,但细节全不对。”